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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民│关庙山一期:关于考古学文化陶器的认识与解读



   
一期遗存主要见于环壕内侧,其中位于西北区域的居住区堆积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2座、灰坑17座、灶(烧结面)3座、狗坑1座,以F1、F2、H3、H4等单位为代表。 

    顺山集二期遗存

  鉴于关庙山遗址第二期是学界公认的大溪文化遗存,因此,讨论一、二期遗存的关系是理解一期遗存属性的关键。要对该两期遗存进行分析,则首先要比较二者之间的陶器形态是否存在关联度上连续演变的关系,以及这种关联度的演变是否为考古学文化内部的量变,还是已经发生了质变。

   
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接近,应为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三期遗存中来自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显著,与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应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三期遗存揭露面积小,出土遗物不甚丰富,文化内涵尚不清晰,且有进步分期可能,需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环壕最宽处位于北部靠近采沙坑处,宽达24米,普遍宽约15米左右,最深处位于最宽的北部,深度超过3米。从东段壕沟解剖情况看,壕沟底部较平坦,坡度较缓,外侧沟壁坡度较大,内侧沟壁呈缓坡状,坑洼不平,沟外堆积往往直接延伸至沟内,与沟内堆积相叠压。沟内堆积以二、三期遗存为主体,环壕底部均见有淤泥或泥沙,厚薄不均。环壕开挖并使用于一、二期之际,二期时开始遭到废弃,部分区域已被生活废弃物所填平,至三期时整体上基本被填平。我们推测,壕沟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防御和排水,随后遭到废弃并成为倾倒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场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二、三期遗存地层陶片偏少的现象。

  以上分析可知,诸遗存最基本的器物组合是釜、圈足碗、圈足盘,是关庙山第一期及同类遗存与典型大溪文化共同一致的器物组合。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年代相当的上述遗存,在陶质陶色及制作工艺上也基本一致,如陶质多为夹砂或夹炭,陶色以红陶为绝对优势。陶器均为手制,较早阶段的还保持泥片贴筑,较晚阶段出现泥条盘筑,多经慢轮修整,有的还打磨,器表多施红色陶衣,并且由深红色陶衣发展到大溪文化二期的鲜红陶衣。在纹饰上流行绳纹、戳印纹、刻划纹、镂孔等,这也是大溪文化较早阶段的突出特征。

   
二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一期基础上有所扩大,跨过环壕,在环壕外侧形成专属埋葬区。两期发掘中,所获二期遗存最为丰富,共清理房址3座、墓葬70座、灰坑5座、大面积烧土堆积(ST)1处。
 

(《中国文物报》2012年11月23日8版)

(作者:郭伟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8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三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钵、壶、盆、支脚等,此外还有罐、器座、器盖、锉、纺轮等。夹砂陶占绝对多数,接近99%,夹砂陶中以夹砂红陶和褐陶为主,并有少量的灰陶与黑陶,部分夹砂陶加入植物碎末作为羼和料。器胎多较薄,器表粗糙,见有明显的沙粒,不易修复。陶器多为素面,纹饰数量及种类少,主要有绳纹、镂孔、刻划、附加堆纹等。装饰多见窄长月牙形鋬手。石器数量不多,常见有斧、锛、磨球等。玉器仅见玉锛1件,出于墓地地层之中。

   
三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二期基础上往壕沟北、东、东南几个方向扩展。该期遗存揭露面积不大,且主要集中于墓地区域,所获遗迹遗物较少。共清理墓葬22座、灰坑4座。墓地位于遗址西南壕沟外侧,墓葬开口于现代耕土之下,部分墓葬因现代人类活动而被破坏。墓葬多为南北向,头向南,部分墓葬尺寸较大、随葬品较为丰富,如M98共随葬釜、圈足盘、钵等共9件陶器。随葬陶器器类有(绳纹)釜、圈足盘、钵、壶及器盖等。

  Ⅴ区:该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发掘面积较大,文化堆积较厚,各探方第7、8层及相关遗迹为一期遗存。该区出土一期遗存的典型单位有T57第7层,出土鼎、器座,第7层下有H145、G8,出土有釜、圈足碗、三足盘、圜底大盆等。T57第8层出土圈足碗、圜底碟、圈足罐、釜、器座等。此外还有T61第7层及H144、T71第7层及G9(图四)。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泗洪县博物馆发掘领队:林留根 
 
 
   
顺山集遗址位于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500米处,重岗山北缘坡地之上。该遗址由南京博物院尹焕章、张正祥等先生于1962年调查发现并命名,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确认。遗址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

   
在顺山集遗址发掘的同时,我们对距该遗址约4千米一处名为韩井的遗址做了小面积试掘,初步对比发现,其文化面貌与顺山集一期遗存相同。两个灰坑碳化稻标本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距今8300年前后。

  从陶器形态、陶器组合来判断某一类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是现阶段考古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但是,遗址—陶器—考古学文化三者之间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研究者之间的认知。不妨先假定关庙山第一期遗存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或一个独立的文化,毋容置疑,这个独立阶段的文化遗存的遗址显然不止一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组合不一定非在一处遗址全部出现,即使是一处重要的典型遗址,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典型陶器种类,即使囊括了所有典型陶器种类,也会因发掘的规模和质量而不一定能被挖到。如此,则上述的描述仅仅是对已经发掘的考古材料的一种初步结论。对于一处考古遗址而言,如非全部彻底发掘,则已有的材料无法排除某类器物存在的可能。因此,若将关庙山第一期及同类遗存视为某一特定时空阶段的产物,这在这个特定时空中具有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绝大部分陶器相同和相似、核心组合相同并反复共存者,应视为同一性质的文化遗存,而这诸多遗址同类遗存的加盟,则不仅丰富了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文化内涵,也为进一步考察该类遗存的源流及其性质提供了线索。

  
   
在顺山集遗址发掘的同时,我们对距该遗址约4千米一处名为韩井的遗址做了小面积试掘,初步对比发现,其文化面貌与顺山集一期遗存相同。两个灰坑碳化稻标本测年数据显示,其距今年代距今8300年前后。

    顺山集三期遗存

  三、峡江地区同时期遗存

   
环壕最先发现于遗址范围内采沙坑断面之上。随后进行大面积钻探,确认了其平面布局及尺寸,并依据钻探结果选取多个地点对其进行解剖发掘。环壕东西宽约230、南北长约350、周长近1000米,环壕内侧面积近75000平方米。北部地势最高,向南侧逐渐倾斜,最南端为赵庄水库,此处原为一条东西走向的自然河道,与壕沟组成一个封闭空间。
 
  
   
环壕最宽处位于北部靠近采沙坑处,宽达24米,普遍宽约15米左右,最深处位于最宽的北部,深度超过3米。从东段壕沟解剖情况看,壕沟底部较平坦,坡度较缓,外侧沟壁坡度较大,内侧沟壁呈缓坡状,坑洼不平,沟外堆积往往直接延伸至沟内,与沟内堆积相叠压。沟内堆积以二、三期遗存为主体,环壕底部均见有淤泥或泥沙,厚薄不均。环壕开挖并使用于一、二期之际,二期时开始遭到废弃,部分区域已被生活废弃物所填平,至三期时整体上基本被填平。我们推测,壕沟最初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防御和排水,随后遭到废弃并成为倾倒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场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二、三期遗存地层陶片偏少的现象。

   
一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其次为平底器及少量的矮圈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罐、钵、盆、支脚、器座等,釜为大宗。夹砂陶占90%左右,有少量泥质陶。夹砂陶多外红(褐)内黑,陶色不均,陶胎普遍较厚,器形不甚规整。泥质陶多为红陶,器表多施红衣。以素面为主,纹饰有指甲纹、按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及镂孔等,指甲纹、按捺纹多饰于釜口唇外侧。石器出土较少,多粗糙,器类有斧、锛等。玉器仅见玉管1件,双面管钻,器表抛光。

  从关庙山一个遗址而言,或以朱家台一个遗址而言,对于其遗存性质的认定确实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关庙山一期与二期有差异,朱家台一期与二期也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是区别文化性质的标准?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考古学文化从它被界定的那个时刻起就不是铁板一块,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边界。不过,如果用绝对的标准去考察特定时空的某一遗址、某一堆积单位出土陶器的文化属性,则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一至四期完全可以分解成四个甚至更多个文化。由此类推,不同遗址发现的同一属性的文化遗存或许都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是,正如前述,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文化界线,因为没有哪一单个遗址出土的陶器能够囊括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全部器物,一个遗址的小面积发掘更不能囊括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所有器物形态。有的器形会在某个遗址的器物组合中存在,但会在另一个遗址的组合中消失,或甚至出现在另外的文化里,这种现象较常见。因此,要多比较一批遗址,把全部能够反映该考古学文化的堆积单位和包含物都找出来,再来界定是否可以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前面的考察显示,在峡江地区和澧阳平原并不存在纯之又纯的关庙山第一期文化遗存,诸遗址间陶器的器类与形态只是大部分相同。这大部分相同的陶器就是考古学文化上所说的器物组合,较为稳定的器物组合在多个遗址反复出现的同类遗存就应该划为同一属性的考古学文化。

    二、顺山集一期遗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遗址范围内的挖坑采砂活动,给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为防止遗址进一步遭受破坏并了解其文化内涵,南京博物院与泗洪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分别于2010年至2012年11月,经过三次发掘,总面积2500平方米,发掘收获颇丰,确认其为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史前环壕聚落。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92座、灰坑26座、房址5座、灶类遗迹3座、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及狗坑各1处,出土陶、石、玉、骨器共计300余件。壕沟内堆积有大量兽骨及鱼骨,并在多个单位中浮选出碳化稻米。经初步分析,该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个时期。

  城头山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位置略为靠近西部的山前,该遗址自1992年以来,连续经过了十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报告》将其分为四期。大溪文化一期的主要堆积单位包括第一次筑城前后地层、壕沟、灰坑等单位;还包括祭坛、祭祀坑以及相关的墓葬和灰坑。从东北城墙的情况看,T1620~T1622的第14、15层位于筑城之前早期壕沟之中的堆积,大致略早于城墙,这里出土的遗物是大溪文化年代最早者,主要可见釜、圈足碗、曲颈罐、瓦棱纹圜底钵、折腹圜底钵、平底钵,这是一组标志性的器物,这组共存关系也在灰坑和其他堆积单位中多次出现。如东城的H315、H348等也出土类似的器物,说明这类标志性器物是反复共存的(图一二)。陶质方面,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粗泥和夹炭陶,也有极少量的夹蚌陶;陶色以红陶为主,次为褐陶,有一定的酱黑陶、黑陶、橙黄陶和白陶,流行器表施红衣的现象,也有很少的彩陶。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瓦棱纹、戳印纹、锯齿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制作工艺方面以手制为主,有慢轮修整,有的酱黑陶及器表施红陶衣的陶器还有器表打磨。城头山大溪文化一期陶器的器类如釜、圈足碗、圜底的盆、钵等在形态上与关庙山一期相似,其曲颈罐、彩陶罐等又与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早期、柳林溪遗址二和三期同类器物形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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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文化属性

 

 

  柳林溪遗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过多次发掘,发表了专题报告。该遗址东一区第6~9层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报告将其分为三期五组,认为这三期五组全部为同一性质的文化,即介于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化之间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柳林溪文化。不过,从陶器的形态和层位关系来看,二、三期的第6、7层与一期的第8、9之间似乎在陶器形态上有一些明显变化,如A型长鼓腹釜、B型圆鼓腹釜、B型方柱支座、A型和B型侈口罐、Aa型矮领罐、瓮、器表施刻划纹和篦亚条纹的Aa型圈足碗等,盛行于一期,到了第二期有的消失,有的仅少数以孑遗形态残留。第二期新出现了不少器形,如顶柱相连的Ab型支座、敛口带颈的Bb型圈足碗、斜折壁的C型圈足碗、底部施刻划符号的圈足碗、三足盘等,均是大溪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与Aa型器表施刻划纹和篦压条纹的圈足碗不共存。器表有黑色彩带的做法,也只见于大溪文化早期。因此,有理由将一期与二、三期分开,将一期列为柳林溪文化,二、三期列为大溪文化,二、三期遗存在文化属性上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相同,年代也相当(图一一)。峡江地区柳林溪文化遗存的相关遗址除了柳林溪外,还有孙家河、朝天嘴等遗址。柳林溪文化陶器的陶质以夹砂陶为主,但泥质陶所占比重也较大;陶色以红陶为主,灰黑陶也占有一定比例。器类构成主要是三类:一类来自峡江地区城背溪文化;另一类是来自外地,包括洞庭湖地区的汤家岗文化;还有一类是自身的独创。其自身独创是最具特色的,如多种型式的施刻划纹和戳印纹的支座,以及支座上的刻划符号,是柳林溪文化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一特色重点影响了峡区的大溪文化早期遗存,但少见于关庙山、朱家台等平原地区遗址,故孟华平先生曾建议将峡区与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存分为两个类型。

    四、顺山集三期遗存   

 

  关于陶器的其他特征,据《报告》所述,早段陶器以夹炭红陶为主,占65.3%;泥质红陶为次,占16.67%;夹炭红褐陶较少,占8.44%。在制作工艺上,均为手制成型,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器表多涂深红色陶衣,凡涂红衣的地方都经磨光。有的还利用慢轮修整时将釜、罐等口沿外表中部和肩上部的红衣刮削掉,保留口沿上部和颈部两周带状红衣。不少圈足碗的器表为红色,器内为黑色,有的器表还有几道竖向黑带,乃是烧制时窑外渗碳所致。纹饰有线纹、钻窝纹、戳印纹和镂孔,戳印纹多为圆点状,一般以两个点为一组。晚段陶器同样以夹炭红陶为主,占77.48%;夹炭红褐陶为次,占11.85%;泥质红陶占9.3%。均为手制成型,口沿亦普遍经过慢轮修整,器表多施深红色陶衣。新出现按窝,三角形、菱形和“之”字形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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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山集遗址地处洪泽湖西北部的淮河中下游,遗址以西5千米即为老濉河,位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石山子遗址早期遗存与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十分接近,同时期的宿州小山口及古台寺等遗址均位于安徽境内濉河上游。同一类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广阔性及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淮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后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分布着以顺山集一二期遗存、石山子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并与淮河上游、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之间发生着广泛而持续的联系。

  判断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性质,主要是看其与被视为正宗大溪文化遗存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大。这种关联性的考察也不能仅仅从一个遗址出发,而要放到整个大溪文化存在的时空背景中。前述关庙山第一期遗存与第二期遗存之间,二者均相同的器物种类数量为17,不同者为24,由此看来,差异性要大于相同性。但是,一期的所有器类和形态,均延续到了二期,可理解为二期并非彻底抛弃一期的传统,只是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而让人感觉到产生了风格变异。在一个文化系统内部,随着一定的量的积累和外来因素的介入,在某个阶段出现许多新因素是自然的。关庙山二期新增的一些器类,如圈足盘、豆、平底钵、平底碗、支座等,虽不见于关庙山一期,但见于其他遗址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同时的相关遗存。这种情况在朱家台遗址里同样有所表现,该遗址第二期与第一期相比,陶器也有较大的差异。朱家台第一期的器类包括折腹釜、圆腹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平底钵、圜底钵、三足盘、碟、盖、器座,其中以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三足盘、碟、器座为常见,构成了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假圈足碗、三足盘、小碟为该类遗存所独有。第二期遗存的器类包括鼎、釜、圈足盘、圈足碗、平底钵、平底盆等,其中以釜、圈足盘、圈足碗为常见,构成了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内敛口圈足碗、圈足盘为该类遗存的特色器类。原报告结合陶质陶色来判断,朱家台第一期遗存与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应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如果单从一个遗址本身陶器的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判断考古学文化的前提是同样形制的器物在一个区域之内几个显然不同的聚落一起重复出现。判断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是“几种特定型式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住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种具有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便属于一种考古学文化。”柴尔德在论述考古学文化时指出,重复不断出现的器物的组合,或者几组反复证明有共存关系的器物类型,就组成了所谓的文化。他还指出,在定义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器物类型都需要在该文化的所有组合中重复出现。“我们不能期望在每一个房子或墓葬,甚至所有的聚落和墓地中都能够找到所有的类型。”夏鼐在定义考古学文化时强调,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他也指出,并不要求这文化中所有作为特征的类型品在每一个墓地或每一个居址中都全部出现。仔细比较朱家台第一期与第二期遗存的器类,发现其情况与关庙山遗址颇为类似,其第一期遗存的绝大多数器类,在二期继续沿用。一期的几种典型器类不见于二期,但在其他遗址的典型大溪文化遗存中有发现,且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同类器形共存,如假圈足碗在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中期遗存中发现,三足盘在关庙山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发现,小碟在城头山大溪文化二期遗存中发现。不见于关庙山和朱家台第一期遗存的平底钵,却多见于柳林溪遗址二、三期,即大溪文化早期。平底钵也见于城头山大溪文化一期遗存。朱家台第一期遗存不见圈足盘,但在汤家岗遗址和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早期遗存中都有圈足盘存在,阴湘城大溪文化一期也有圈足盘。因此,朱家台遗址二期与一期的这些差异,实际上仅仅是单个遗址小面积发掘所得出的认知,无法涵盖某一个区域阶段性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陶器形态和器物组合的实际情况。要较全面地认识一考古学文化,需对其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遗存作系统的揭示。

   
三期遗存分布范围在二期基础上进步往壕沟北、东、东南几个方向扩展。该期遗存揭露面积不大,且主要集中于墓地区域,所获遗迹遗物较少。共清理墓葬22座、灰坑4座。墓地位于遗址西南壕沟外侧,墓葬开口于现代耕土之下,部分墓葬因现代人类活动而被破坏。墓葬多为南北向,头向南,部分墓葬尺寸较大、随葬品较为丰富,如M98共随葬釜、圈足盘、钵等共9件陶器。随葬陶器器类有(绳纹)釜、圈足盘、钵、壶及器盖等。
  

   
二期遗存陶器以圜底器及平底器为主,圈足器仅见有豆,不见三足器。基本器物组合为釜(以圜底为主,并见少量平底釜)、平底双耳罐、钵、灶、支脚等,此外还有勺、豆、壶、器座、小杯、器盖、纺锤、纺轮、泥塑模型等。釜多深腹筒形,早段多为大敞口,近似头盔状,到晚段则口径相对缩小、器腹加深,新出现花边口釜。夹砂陶占绝大多数,达99%以上,泥质夹植物末陶、泥质陶及夹砂夹云母陶少见。陶色不均,夹砂陶多呈红(褐)色及灰褐色,陶器内侧多呈纯黑色,应为渗碳所致。陶器多为素面,饰纹饰者较少,主要有乳钉纹、刻划纹及镂孔等。装饰多见窄条形鋬手。石器主要见有斧、锛、磨球等,带脚磨盘仅见残件1件。此外,该期遗存于壕沟内堆积中出土大量麋鹿、猪等动物骨骼。

  上述遗址位于江汉平原,均在汉水以西的荆州地区,这些遗址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远,因此在文化面貌上比较一致,本文所检索的这几处遗址的文化遗存,在性质上与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一致。这类遗存在峡江的峡区内也有分布。

  
   
顺山集遗址地处洪泽湖西北部的淮河中下游,遗址以西5千米即为老濉河,位于安徽濉溪县境内的石山子遗址早期遗存与顺山集一、二期遗存文化面貌十分接近,同时期的宿州小山口及古台寺等遗址均位于安徽境内濉河上游。同一类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广阔性及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淮河中下游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后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分布着以顺山集一二期遗存、石山子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并与淮河上游、海岱地区及长江中下游诸文化之间发生着广泛而持续的联系。

   
顺山集遗址的发掘,为厘清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经济形态及古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探索淮河流域乃至中国东部地区古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南京博物院
林留根  甘恢元  江枫  闫龙)

  若要进一步考察一、二期的陶器形态,则要具体到类以下的型、式上。在这个问题上,严谨的方法是对《报告》所发表的陶器全部重新进行类型学研究。但是,《报告》提供了大致可以参考的类型学研究结果,无需在此做更多的调整。检索《报告》陶器的型式分析可以看到,那些一、二期之间共有的和相似度高的器类,一期陶器的“型”,都延伸到了二期,一期陶器的“式”,要么在二期继续存在,要么在式别上有了变化。换言之,一期陶器的风格和元素,是被二期继承下来了。与此同时,二期陶器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这种新因素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完全是新的器类,即不见于一期,如圈足盘、豆、平底瓮、平底盆、平底钵、平底碗、圈足甑、纺轮、曲腹杯、薄胎单耳杯、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臼、草帽形大器座、支座、陶转盘、研磨器,等等。另外一种是吸收了外来因素,结合本地原来一期因素而形成的器类,如簋、平底罐、彩陶圈足碗等。纺轮的出现或许意味着某种新的生产分工和生活方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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